陽湖派是清代中葉散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惲敬、張惠言及後學多為陽湖（今江蘇武進）人，故名。惲、張原精於聲韻、考據之學，喜為駢文，後因錢伯垌而聞劉大櫆古文學說，遂棄前學而治古文，一時又有秦瀛、陸繼輅、陸耀遹、董祐誠、董士錫、謝士元等從之而學，故形成派系。服膺韓愈“明道” 主張，擬法諸子百家及唐宋古文。然思想較活潑自由，亦能對程朱理學表示異議，對桐城派的清規戒律亦有所不滿。
基本介紹
流派概述,流派宗旨,文史地位,主要成員,
流派概述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張惠言、惲敬都是江蘇陽湖人，故而得名“陽湖派”。此外，還有莊述望、莊獻可、陳石麟等。這一派古文家，在總體上是以桐城派為宗，和桐城不同的在於，除了取法《六經》、唐宋八大家外，兼取法子、史、雜家，在許多方面有突破。他們對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評。惲敬以劉大櫆文“識卑且邊幅未化”、“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評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論”；甚至方苞文章也有不足，“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窺。”為矯桐城派卑弱狹窄之陋，主張加強作家的才學修養，提出“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但在理論和創作上，都不及桐城派影響大。惲敬(1757—1817)，字子居，號簡堂，陽湖(今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歷官浙江富陽、新喻等縣知縣，為官清正，頗有治績。有《大雲山房文稿》 8卷。尤以碑誌寫作出色，頗得史法。張惠言又是常州詞派創始人。其古文風格俊逸，較桐城派為曠達，也比較講求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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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湖文派的宗旨是“當事事為第一流”。這個宗旨也是常州文人“仁義精神、至高追求、澹定文風、堅貞操守”精神的核心理念和實踐規範。惲敬在 《答方九江》中說：“人以惲子居（惲敬）為宋學者，固非。漢唐之學者，亦非。要之，男兒必有自立之處，不隨人作計，如蚊同聲、蠅之同嗜。”
張惠言在 《送惲子居序》中說：“……始子居（惲敬）之語余也，曰：‘事事為第一流’。……君子出其言，則思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其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從桐城派學人鮑桂星對張惠言“每舉一藝，輒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貶以從俗”（ 《茗柯文編·序》 ）的評價中，可以看到，張惠言這樣說，也一直是這樣做的。陽湖文派與桐城文派
朱光潛在談清中期文學流派時曾指出：“當姚鼐提倡桐城文之時，劉大櫆有弟子錢伯坰，陽湖人，轉播其師說於同邑惲敬、張惠言。惲、張初習駢文，轉習古文，有意突破駢散界限，恢復駢散不分的魏晉古文，號為‘陽湖文派’，是桐城之修正。”這段話是陽湖文派師承關係及後來開宗立派的準確描述。
文史地位
《中國文學史》打個不是很準確的比方：學桐城派的文章作法，有如學時下的高考文章作法、高考作文輔導，學完上考場，馬上可以拿分，甚至拿高分。陽湖文派的文章，在高考中沒有高分可拿，甚至可能被判“離題”，但可以到社會上得到認可，在報章雜誌上發表。
陽湖文派則主要是常州府的學子和一些與之志同道合的學人形成的團體，人數絕不能與桐城派比。另外，由於常州地區的學術傳統，一直有宋學的背景，陽湖文派諸人在為文時，強調“探微索隱”，難免有穿鑿附會之嫌，被他人詬病。俗話說“人多勢眾”，陽湖派被人稱為“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於陽湖一隅，故影響微弱而短暫”也就不奇怪了。
實事求是地說，桐城派的文章到了姚鼐手中，已演變為時文，其勢已從當初的批判轉為中和，進而成為科場利器。在這種情況下，本是桐城弟子的惲敬、張惠言，痛感桐城派背離了立派初衷，憤而出走，自立宗派，自作主張，其文章、其理論，已不是桐城一派。舉個例子：桐城派不認駢文，而陽湖文派提出“駢散合用”，這在宗派之間已是相背之說了。
曾國藩
曾國藩儘管兩派真正相持的時間不是很長，但陽湖文派的文學主張，與桐城派是有很大區別的。最初的師承，並不等於最後的忠誠。因此，把陽派文派認作桐城派的一個分支，是不正確的。說陽湖文派“影響微弱而短暫”也是不公正的。
陽湖文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公正定位應該是：陽湖文派，是清代中期桐城文派一統文壇的情況下，自桐城文派中分出，並進而與桐城文派分庭抗禮的的一個文學流派。清代中後期的文壇，陽湖文派與桐城文派相依而存、平分秋色。
中國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為陽湖人惲敬、李兆洛，武進人張惠言（陽湖、武進二縣皆屬今江蘇常州）。陽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張，致力於唐宋古文，但又對桐城派不滿，因而，張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駢、散兩體之長；惲敬主張兼學諸子百家，以此來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陽湖派的主張不像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並未能真正超過桐城派。由於惲、張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張惠言既是陽湖派的中堅，又開創了常州詞派。陽湖派對張愛玲有過影響（存疑）。
惲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蘇洵的文章，李兆洛、張惠言本治漢賦和駢文。他們接受桐城派的主張，致力於唐、宋古文，但張、李又主張文章要合駢、散兩體之長；惲敬又主張兼學諸子百家。惲敬說：“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對桐城派作者有不滿,如評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 《上曹儷生侍郎書》 ），評劉大□文“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大雲山房言事》 )，評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論”（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較駁雜和矜飾的缺點，不如桐城派那樣雅潔自然。陽湖派的主張，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並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於惲敬、張惠言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張之洞這是較早的關於“陽湖文派”的提法。
《清國史·文苑傳·卷五四》中載：“論者謂國朝文氣之奇推魏禧，文體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間者推惲敬。苞之文，學者尊為桐城派。至敬出，學者乃別稱為陽湖派雲。”
《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三卷·文苑三·陸繼輅傳》中載：“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然繼輅選七家古文，以為惠言、敬受文法於錢伯坰，伯坰親業劉大櫆之門；蓋其淵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窺史、漢，桐城、陽湖，皆未嘗自標異也。”
主要成員
據學者曹虹《陽湖文派研究》所列，擇要簡介：
陽湖派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常州府陽湖縣人。清文學家、地理學家。清嘉慶進士，晚年在江陰暨陽書院講學20年。曾與魏源交好，思想上相互影響，著《海國集覽》 ，與魏源的《海國圖志》互為印證，為洋務派理論基礎。
馮桂芬是近代洋務運動的理論先驅。清鹹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的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問世。鑒於當時中國面臨內憂外患，馮桂芬提出“采西學、制洋器、善馭夷”等改革主張，成為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先聲，又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他是一位經學家，並以詞和散文著名，是當時“常州詞派”和古文中“陽湖派”的首領。有《茗柯文編》 、《茗柯詞》 ，另編有《詞選》 ，代表他的詞學觀點。其《詞選序》中所述主張，最根本一點是提出詞和詩一樣要講求比興、要有寄託，“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從這一種標準來看，他認為宋亡以後“四百餘年”的詞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這當然也包括了風行一時的浙派詞。
《詞選》 ，共選唐宋詞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稱許的，在唐為溫庭筠，在宋為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這個名單初看很難找到明確的共同點，但張氏自有解說。他最推崇的是溫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來溫詞種種美人香草的辭面都只是比興，內中隱有深微的大義（這實際是經今文學的解釋方法）。而宋之八家，都還有缺點，即“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要注意辨別。所以他雖選了蘇、辛，但主要是選其含蘊委婉之作。這樣，張惠言把詞的正格規定為一種通過比興手法表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並講究文辭之“深美閎約”的體式。這種帶有經學氣息的詞學理論，看起來似乎可以糾正浙派詞的某些弊病，其實它所指引的路徑更為狹窄，在感情的表現方面也更為收斂和隱晦。但由於張惠言的影響，這種理論一度相當風行。
盡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回深幕，雲護輕幡。尋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間。
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疏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