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鈞(葉德均)

葉德鈞

葉德均一般指本詞條

葉德均(1911—1956),江蘇淮安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浙江湖州中學教師、湖南大學教授、雲南大學教授;1956年,因在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不堪橫加指責,含冤自殺身亡;他致力於戲曲小說民間文學研究,是國內著名戲曲小說學家、民間文學家;著有《戲曲論叢》、《宋元明講唱文學》等書;其遺著曾被趙景深李平先生校訂,連同已出版二書,重行編纂為《戲曲小說叢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葉德均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淮安
  • 出生日期:1911
  • 逝世日期:1956
  • 職業:原湖南大學雲南大學教授
  • 畢業院校:復旦大學
  • 代表作品:《戲曲小說叢考》、《俗文學論集》、《明代戲曲作家史料》
人物簡介,人物著作,自殺之謎,

人物簡介

葉德鈞(1911—1956) ,江蘇淮安人,中國現代著名古典文學專家、曲藝理論家。
淮安中學畢業後,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民國二十三年(1934)畢業,後返鄉採風,潛心研究中國小說戲曲和民間文學。後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淮安歌謠》。民國三十三年任教於浙江省湖州中學、青年中學。
民國三十五年(1946)底,任湖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兩年後任雲南文法學院(雲南大學前身)中文系教授。他著述的《宋元明講唱文學》將說唱藝術劃為樂曲系和詩讚系兩大系統,系統地對宋代陶真、涯詞,元代詞話,明代盲詞、瞽詞、彈詞、敘事道情,清代彈詞、鼓詞、大鼓書、快板書及牌子曲、宣卷等的分類、結構、特點及相互關係和一些演唱者的技藝作了全面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寫定或重寫了有關江蘇幾位清代曲藝作家和藝人的考證文章,1956年遭受批判,含冤自殺身亡。
葉德均先生的遺著《戲曲小說叢考》兩冊,1979年由中華書局印行,2004年12月,中華書局印行了第二版,其在我國戲曲小說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許多高校把它列為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

人物著作

葉德均從14歲起在淮安收集整理諺語、歌謠和民間故事,18歲開始在廣東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的《民俗》、《俗文學》、《通俗文學》以及《中央日報》、《京報》、《國語周刊》等報刊上發表了六十餘篇近五十萬字的論文。
其一生著述甚豐,除由趙景深李平為其整理出版的《戲曲小說叢考》外,尚有《俗文學論集》,考訂小說、彈詞的《魚衣集》和《明代戲曲作家史料》。

自殺之謎

1956年,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雲南大學教授葉德鈞教授遭遇政治迫害,45歲時含冤自殺英年早逝;除了一些當事人之外,學術界似乎都不知道他的確切死因。
最近公布的劉文典先生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兩份檢查,透露了葉德鈞先生自殺之謎。
對葉德鈞的冤死,某些學者不僅不同情他的不幸,反而表現出極度的冷漠,則此事就有重提的必要。另外,葉德鈞先生在小說戲曲研究方面貢獻卓著,但對他晚年身世之落寞,知之者甚少。通過本文的梳理,我們對他生平的認識會多一些。
葉德鈞(1911—1956),江蘇淮安人。193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47—1948年任湖南大學副教授。1948年到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直至1956年去世致力戲曲小說和民間文學研究,是國內著名戲曲小說學家、民間文學家。
他逝世較早,論著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說戲曲學家趙景深及其弟子李平編為《戲曲小說叢考》兩冊,1979年由中華書局印行。2004年12月,中華書局印行了第二版。它在我國戲曲小說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現在許多高校把它列為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
關於葉德鈞先生的材料,除了《戲曲小說叢考》,其他是不多的,尤其是他的生平,除了趙景深先生在《戲曲小說叢考》前言中零星的說明外,無從查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躍進教授在《大音希聲——葉德鈞先生的古代戲曲小說研究》(《文學遺產》,2008年第3期)中說:“葉德鈞的相關研究在其同時代學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後卻頗為寂寞。雖然現當代學術界對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對其進行全面評價的論文卻頗為稀少。”他這篇文章對葉德鈞的學術成就做了全面評價,但關於葉德鈞的生平情況的了解沒有超出趙先生為《戲曲小說叢考》寫的前言,他也許沒有想到葉先生之死隱含著一個悲劇。
前幾年,購得王衛民編《吳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國學名家、揚州大學教授任中敏先生(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的《回憶瞿庵夫子》,提到葉德鈞並有聲色俱厲的指斥。文章在敘述了吳梅對崑曲的造詣和貢獻後說:“崑曲者,其遠源正在宋《樂府渾成集》與清《九宮大成譜》兩部皇皇巨著中; 乃隋唐燕樂之所流被,千年國樂之以宗傳,亦正今日南北兩京藝人之所肆習,其勢固方興未艾,豈近代妄人於此了無所知,有若葉德鈞者,所得而訾之,為‘殘骸’、為‘幻想’歟!”並加了一個長註:
葉德鈞於1957年自殺趙景深代編《戲曲小說叢考》一書,不知何故,對外隱瞞其自殺。書內有《吳梅的霜崖曲跋》一篇,自誇從“歷史演出(陳按:葉德鈞原文為“歷史的演化”,疑為排印之誤)中作了“總清算”,算定崑曲已成“殘骸”,卻不料今日也寧蘇各地,正各有多所崑劇院,果非改稱“殘骸院”不可歟?葉又算定:“有識之士早已把‘摹擬’南北曲等事遺棄了”,卻不料周總理評定崑劇在“百花齊放”中,品高如蘭花,乃“君子之香”!眼前張愛萍將軍尚寫[定風波]等曲,載在《人民日報》;趙朴初居士亦每每有新詞發表;如葉說,周總理與張、趙兩家俱成“無識之士”矣,然乎?否乎?葉本人應無待言,必為“有識之士”,但請問:葉之自殺亦有識乎?抑無識乎?最嚴重者:葉又曾算定:“現在還有許多追隨吳氏的途徑前進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只此一語,已將吳門弟子全部判入泥犁,何其狂悖!並請問:自殺是否一種歧途?倘斷定不是,我等甘願追隨“有識之士”,同去自殺無悔;倘認為自殺正是“歧途”,萬萬不可陷入,則“有識之士”又何以終於自殺?真正費解之至!——葉的荒謬,另文詳之;茲略見一斑,為上文斥葉為“妄人”作證耳。惟據此一斑,已足見葉之言行實太荒謬!難怪其師予以隱瞞也(《吳梅和他的世界》第104頁)。
我是讀到任半塘先生這篇文章,才知道葉先生是自殺的(不過,任先生把自殺時間記錯了,根據旁的材料,不是1957年,而是1956年7月6日)。至於自殺的原因和經過,我也不清楚,但考慮到那個特殊年份,大的原因不難想見——葉先生應該是冤死的,就像他的同事張若名李廣田先生的自殺一樣。
直到最近讀到劉文典《我的檢查》才大致明白了具體原因。2009年《雲南文史》第2期發表雲南大學張傳先生珍藏的劉文典先生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口述的兩篇《我的檢查》以及“中文系整改領導小組”的說明,還有張傳本人的《我所認識的劉文典先生》。
《我的檢查》就像當時絕大多數檢查一樣,充滿自我貶損、自我凌辱之辭,同時對其他受害者進行污衊和批判,表示劃清界限;動輒上綱上線,表示認識到位,批鬥有效。1957年,劉文典先生曾賦詩明志,表示自己不追逐世風,還諷刺趨炎附勢者:“司馬琴台跡已陳,文君眉黛樣能新。而今不賣《長門賦》,且向昆明寫《洛神》。”運動之初,他頭腦清醒,期望保持精神獨立。但就這兩篇《檢查》來看,他最終並沒能做到詩中所表白的,在高壓之下,他不得不說了許多違心的話。以劉文典的自負和狂傲,被“改造”成這個樣子,說明當時雲大反右運動之激烈和殘酷。
《我的檢查》中也有對葉德鈞先生的嚴厲批判和凌辱性言辭。這才悟到,葉德鈞在一個特定時代,是人人得而罵之的。劉先生的檢查倖存下來,使我們得以看到當時的部分真相,從此可以推測,當時不知還有多少對葉德鈞的口誅筆伐。想想一代知識精英被折磨得如此自我凌辱、互相傾軋,讓人有一種刺骨的慘痛和深深的心酸!引幾段涉及葉德鈞的文章:
我的思想既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自然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在系裡造成宗派,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我年近七十,不是三歲孩子,怎么會做別人的工具;這中間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隱情,就是私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結。例如:托匪葉德鈞本是我深惡痛絕的一個人,因為付懋勉(傅懋勉——編者注)說他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用,我也就對他很好,一直到肅反的時候,發現他是托匪,才又和他鬥爭。(《我的初步檢查》)
付懋勉利用師生關係,拉扯吳進仁,聯絡葉德鈞,一面頂著做招牌,聯絡張若名(茗——編者注。陳按:編者又注錯了,張若名的“名”不是“茗”)、周文煜,要在系裡造成獨占的勢力。……最奇怪的是他同葉德鈞拉得非常之緊,一直到肅反之後,還說過“葉德鈞經我幾個月的幫助,現在已經起義了。”我聽了非常驚訝,葉德鈞也就自殺了。
又如那年在雲生園吃飯,我拉葉德鈞、全振寰坐在一起,說我們都是被壓迫的階級。這件事看來似乎很小,現在檢查起來,葉德鈞本是我深惡痛絕的人,張為騏帶他到我家來,我罵張為騏:“下回你再帶他來,連你我也不見了。”但是後來,所以他為同調(陳按:這句話不通,“所以”疑為“引”之誤),這是很不簡單的事,這正說明我的政治立場和他一樣,都是對政策不滿。(《劉文典先生的第二次檢查》)
文章透露,葉先生自殺的原因是在肅反運動中被打為“托洛茨基分子”,即“托匪”。這是“現行反革命”的重罪,比右派分子還要十惡不赦,葉先生怎么承受得了呢?
而葉先生被打為“托匪”,想來也是捕風捉影的結果。經濟學家、九三學社昆明市委主委、雲南大學教授秦瓚先生1957年在“大鳴大放”之初發表的《造成黨群關係不好的原因》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佐證。他說:
如思想改造、肅反等就出現了許多偏差。陳復光先生說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覺得不但是“加工”,簡直是唱戲,有唱紅臉的,有唱白臉的。拿肅反來說,最初,說雲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裡,就成了系裡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組裡,就成了小組裡一定有反革命,可是一個小組裡只有七、八個人,弄得大家都很緊張。……那么怎么辦呢?就只好捕風捉影了(秦瓚:《造成黨群關係不好的原因》,原載《雲南日報》1957年6月7日,此據中共雲南省委黨校教務處編《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反右派鬥爭學習材料之二》,雲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葉德鈞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被判為“托匪”,想來就是這樣定案的。
陳復光先生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尤長於中俄關係史,早年留學哈佛大學,曾隨楊傑出任民國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秘書,抗戰時期任雲大教授,積極投身民主運動,著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雲南崇文印書館,1947),建國初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曾任雲南民革負責人,文革當中也被迫自殺了。
著名民族學家楊堃先生在談到妻子張若名先生之死時說,1958年6月,在反右運動的“交心”期間,張若名受到尖銳批判,怕自己與丈夫、兒子全被劃為右派,高壓之下,自沉於蓮花池,張若名自殺的那一天,他還在北京(《楊堃自敘》,《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根據歷史學家、雲大歷史系原主任張德光教授的日記記載,劉文典《我的檢查》就是寫在1958年5月。張德光1958年5月2日日記說:“上午黨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與中文系配合兩次批評劉文典。下午文史兩系教師及學生代表聽劉文典自我檢查(轉引自張傳《我所認識的劉文典先生》,《雲南文史》,2009年第2期)。”可見那是雲大的反右運動最為激烈的時候。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若名無法承受自殺了。劉文典自我臭罵、自我矮化是為了自保,與葉德鈞劃清界限,把他斥為“托匪”,說對他“深惡痛絕”,也是為了自保,這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同事聚餐,拉幾個性情相近的人坐在一起,都要上綱上線,讀著這樣的話,真有一種錐心之痛!
任中敏先生斥責葉德鈞的起因,是葉發表過《跋〈霜崖曲跋〉》(又名《吳梅的〈霜崖曲跋〉》一文。該文刊載於1944年2月《風雨談》第9期,已收入《戲曲小說叢考》,也被王衛民書收錄。吳梅先生是現代曲學研究的開創者和泰斗之一,與王國維先生齊名。《霜崖曲跋》是吳梅寫的戲曲跋文,任訥纂輯,共三卷80餘篇,收入《新曲苑》,民國三十年(1941年)中華書局刊印。《跋〈霜崖曲跋〉》是評論吳著的,在辨析《霜崖曲跋》的失誤方面態度是認真的,所指出的問題是符合實際並為研究者認可的,同時也存在由於研究觀念偏頗而對吳梅的戲曲研究和創作否定過多、評價過低的情況。這引起任中敏的不滿乃至“憤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任先生的文章存在更嚴重的問題。一是有明顯的門戶之見,意氣用事。葉德鈞批評乃師吳梅,雖然有不恰當的地方,但是態度是說理的,具體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任先生卻因為他批評了自己的老師及弟子,就暴跳如雷,用了“妄人無知”、“何其狂悖”、“言行荒謬”等尖刻言語斥責葉德鈞。對葉德鈞的具體批評,他說要再寫文章辯論,“葉之荒謬,另文詳之”,似乎也沒有兌現。
因為愛老師,極力維護他,雖然失態,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嚴重的是第二點,拿葉德鈞的自殺大做文章,冷嘲熱諷,這就越過底線了。已如前述,葉德鈞的自殺,是政治迫害的結果,是時代的悲劇,對當事人而言更是最大慘劇,經過那些荒唐和殘酷的政治運動而活到文革以後的人,在慶幸自己走出苦難的同時,對蒙難者應該同情,還要反思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一代學者的悲劇,避免類似悲劇重演,這才是正確的態度。任中敏卻以幸災樂禍的態度、冰冷刻薄的言辭加以嘲諷,把它判為見不得人的事,實在過分了。趙景深先生在為弟子編輯遺著時,想到他的自殺,一定是極其痛苦的(當時,“托派”的問題還是一個禁區),而任中敏也要拿他未交待葉德鈞自殺說事,說趙景深刻意“對外隱瞞其自殺”。對趙景深也不依不饒,追尋深層原因,恐怕也是因為趙景深在《讀曲隨筆》中批評過吳梅的錯誤。
葉德鈞先生批評的曲學大師吳梅先生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為避敵寇,顛沛流離於漢口、長沙、桂林、昆明,最後被其學生李一平迎至楚雄大姚鄉下,暫得安寧。不料於1939年3月17日病重不起,客死他鄉,享年56歲,未能盡展其才。 “嗚呼,敵人殘暴,天胡容之?先生純儒,天胡忌之?” “天喪斯文,痛何可言!”(唐圭璋《吳先生哀詞》)葉德鈞、張若名、陳復光李廣田等的自殺,比吳梅之死多一層悲涼。
20世紀造就了推動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代知識精英,也給他們巨大的磨難,造成太多悲劇,良可浩嘆。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