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駑梵鐘

教駑梵鐘

明教寺位於安徽省合肥市逍遙津公園南面的的教弩台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教駑梵鐘
  •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逍遙津公園南面
  • 台高:五米
  • 廣場:四千平方米
建史,現狀,明教寺,歷代主持,學道,賽陀,夢東,藏印,懶悟,妙安,近代狀況,

建史

相傳此台曾是曹操點將台,台高五米,廣場四千平方米。據清朝《嘉慶廬州府寺》記載:“南朝蕭梁天監年間,魏武教弩台上始營佛剎,鑄寶像,謂鐵佛寺。”由此可見,明教寺歷史悠久,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鐵佛寺在興建一百多年後,毀於隋末兵變。唐朝大曆年間,在廢墟中挖得鐵佛一尊,高丈八,廬州刺史裴絹奏告朝廷,代宗皇帝李毅詔令重建,定名“明教院”。明朝以後改稱“明教寺”,沿用至今。明教寺歷經滄桑,至清鹹豐三年復毀於戰火,太平天國將領袁宏謨於天國失敗後,慨嘆“英雄氣短,佛海春長”,便遁跡空門,隱於肥西紫蓬山西廬寺,取法號通圓。明教寺是西廬寺的下院,屬禪宗臨濟派,遠代祖師譜已失無稽,通圓駐錫明教寺後,寺宇破殘不堪,立願重修舊觀。他浪跡天涯,經過十多年的苦行募化,於光緒十一年(1886年)夙願終償。

現狀

現存的大殿和後殿,仍保留原建築風貌。在出土的石碑上載有教弩台和明教寺的史況,唐人吳資詩曰:“曹公教弩台,今為比丘寺。東門小河橋,曾飛吳主騎。”這是對教弩台歷史演變的寫照。教弩台上有屋上井、聽松閣諸名勝。屋上井在大殿左側,以井口超出地面屋脊得名,原為魏軍汲水用井。晉朝整修,井口石欄刻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隸書12字,為公元268年遺蹟。在石欄沿口可見到23條被汲水繩磨成的深溝,堪為漫長歲月的見證。聽松閣在台的東南隅,昔時這裡松木成蔭,松濤有聲,寺僧建閣,取名“聽松”,於是有“教弩松蔭”之譽,被稱為“廬陽八景”之一。閣上撰有楹聯:“教弩聳高台不為炎劉消劫難,聽松來遠客誰從古佛識真如。”登監其上,心曠神怡,令人不禁發懷古之幽情。

明教寺

明教寺始建於南朝梁時,至隋末,寺院荒廢。唐大曆年間(766—779)在廢墟中掘得鐵佛一尊,廬州刺史裴絹上奏朝廷,準奏重建,定名為“明教院”。明代改稱“明教寺”。後迭經興廢。至清鹹豐三年(1853),復毀於戰火。光緒年間重建。1937年冬,寺院部分建築被日軍飛機炸毀。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有關部門多次撥款修繕。1983年,該寺被定為漢族地區全國重點寺院。明教寺歷史悠久,建築雄偉。在清代,居合肥城眾寺之冠。現存建築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地藏殿、客堂、寮房等。
教駑台高5米,面積近4000平方米略呈正方形。三國時,合肥為曹操管轄之地,他曾多次來合肥部署對吳國孫權的戰事。教弩台就是曹操所建的一個軍事堡壘,它既可捍衛合肥城的安全(離城僅4公里),又可用以訓練強弩手。南距淝水僅5米,東距津水約百米,北距逍遙津百餘米,均在強弩射程之內。據說當時經常有500名左右弓弩手在此比武、操練,勝 者贈以紅袍以示獎勵。百步穿楊,鑼鼓聲起,曹操哈哈大笑。為了使士兵們夏日不受日曬,台邊種有許多松樹,風來松聲如濤,教弩松蔭,為廬州八景之一。台上除有聽松亭外,還有一口古井,因井口高出街道平房屋脊,稱屋上井,水味甘美,四季不竭。井口石欄拙樸古老,現出23道提水繩溝,繩溝石質光亮如玉,欄上鐫刻“晉泰始四年殿中司馬夏侯勝造”字樣,是供士兵解渴用的。經長年累月提水,井口石盤上現有23道繩痕。井欄上還有“晉泰始五年”(269)字樣。到南朝梁武帝時(503一548),據說因掘得一尊高一丈八的鐵佛,於是在教彎台上建一佛寺,名鐵佛寺(一說在唐大曆年間掘得鐵佛)。唐大曆年間改名明教寺,後毀於兵火。現廟為太平天國遺老袁宏謨所建。袁於天國革命失敗後削髮為僧。清同治年間重新修建。寺內共有佛像30多尊,有大雄寶殿、地藏殿等建築。登臨台上的聽松亭,可以俯瞰合肥全城景色。前人詩有“登臨收楚豫,吞吐盡江淮”之句。近年已全面修葺,成為合肥市文物旅遊的主要景點。
據清嘉慶《縣傳城郭圖》載:“合肥城郭有寺院四十餘所,明教寺規模宏偉,為眾寺之冠,明教寺為明朝院式建築,山門朝南,從兩側拾級而上,循序為天王殿、大雄寶殿、地藏殿,西側有法堂、方丈室,後殿兩翼為寮房、藏經樓及齊堂(原禪堂、客堂已由改建的客廳取代),布局嚴謹,錯落有致。

歷代主持

明教寺繼通圓之後,有學道、賽陀、精慈、三根、夢東、藏印、妙友等和尚住持,對寺院建設和弘揚佛法均有諸多貢獻。

學道

浙江湖州人,其文才出眾,佛學造詣精湛,為求悟增慧,曾多次赴名山大剎參學。據浙江普陀山文史館保存的《光緒皇帝御批碑文》記載:“光緒二十五年,安徽省合肥縣明教寺住持僧人學道,請領藏經,維時因龍藏經無存,其版片在柏林寺,尚屬全備尼衙門奏明,由請經人自赴柏林寺刷印。”據傳明教寺最早收藏的一部《康熙龍藏經》即為學道從北京柏林寺拓印的版本。辛亥革命期間,不道感於人間佛教旨在弘揚佛法,於是離開明教寺去南京樓霞寺拜謁曼殊大師,經推薦到金陵刻經處擔任編撰工作,刻印佛學書籍,廣為流傳。

賽陀

湖北黃石人,師從通圓法師;駐錫明教寺,做苦行僧,浪跡天涯,十方募化,三年歸,籌資甚豐,為完善廟設施,慘澹經營,先後為全堂佛像裝金,增置鐘鼎法器,興建禪堂甫定,於1915年再次北上募化,在化緣於皖系軍伐段祺瑞時,陳述寺院建設事,因段祺瑞本為合肥人,且信佛虔誠,遂贈與功德銀洋五百元及日本大正《大藏經》一部。自此,明教寺在建制規模上,佛、法、僧三寶齊備,千年古剎,更見莊嚴。

夢東

安徽岳西人,他在任朝間先後舉行過三次傳戒,一次為幽冥戒,一次十戒,一次五戒,三次受戒的四序大眾共五百餘人,堪稱為一代法事活動的宗師。

藏印

安徽亳州人。1938年春,日寇進攻合肥,國民黨不戰而逃,城內死於炮火的黎民百姓,屍橫街坊,慘不忍睹。藏印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不避艱險,會同紅+字會,組織人力,收屍掩埋,據統計在半個月內共埋屍千餘具。合肥淪陷後,1939年日軍派“日蓮宗”和尚衙藤春海進駐明教寺,成立所謂“新亞佛教會合肥支會”,自命為會長,對合肥地區的佛教進行奴化統治,採取威脅利誘手段,挾藏印出任傀儡副聯,藏印激於民族氣節,不甘屈辱,遂以身殉國殉教,訊息傳出後,全城有識之士義憤填膺,紛紛組織悼念活動,激起敵後抗日怒潮。

懶悟

1949年後,懶悟法師任明教寺監院,他悟性過人,多才多藝,出家後除潛心鑽研佛學哲理外,勤攻書畫,技藝日臻精湛。其山水畫初學四王,晚年致力於石濤、石溪的技法,直逼雲林,深受當代畫壇讚譽。1969年懶悟於合肥月潭庵圓寂,終年69歲。

妙安

明教寺現任方丈妙安法師,80歲,1930年出家為僧,師從心定法師,畢業於江蘇句容縣寶華山律學院,兼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合肥市佛教協會會長,安徽省政協常務委員,並同時兼任明教寺、相隱寺、忠廟、西廬寺等數座寺廟方丈。現任監院法持法師,57歲,安徽巢湖人,1984年出家,師從妙安法師,畢業於九華山全國寺院執事進修班,兼任安徽省合肥市佛教協會理事,中市區政協委員。

近代狀況

1949年後,黨和政府曾撥款維修明教寺,安頓僧人生活,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然而一場“文革”浩劫摧毀了這一祥和景象,明教寺除殿宇倖存外,佛經佛像及佛教設施均毀於一旦,僧人被監管,寺院變成紅衙兵司令部,繼之寺院被外單位進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寺院歸還僧人管理,政府又拔專款38萬元,進行修整。經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出面與北京市有關部門磋商,北京市有關方面贈送明朝銅佛五尊,寺內自籌資金添制觀音、地藏、羅漢等樟木佛像32尊並全部裝金,還配製了佛龕、法器、楹聯、寶鼎等基礎設施。此外,還訂購了《中華大藏經》一部,最近,台灣佛教界贈送影印版《大藏經》兩部,明教寺現為安徽省佛教協會所在地。
明教寺現在僧人20名,在方丈妙安法師帶領下,制定了寺院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妙安法師鑒於佛教事業繼往開來的長遠需要,從1982年起先後輸送僧徒十多人到各級僧伽培訓班和佛學院校深造,提高他們的素質,充實了佛教的僧才資源,如今,明教寺的設施和體制已初具規模,佛、法、僧三寶齊備,千年古剎,又現輝煌。
1995年合肥市開展“十景”評選活動。經多輪篩選,原廬陽八景的“教弩松蔭”榜上有名,改稱“教弩梵鐘”,被列為合肥的新十景之一。這一改動,深孚眾望,因為從人文景觀的內涵來談。教弩台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明教寺則為國家重點開放寺院,把教弩台的史跡和明教寺的梵鐘,兩者合二為一,古今兼顧,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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