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哲學早餐俱樂部：四個傑出科學家如何改變世界
- 作者：熊亭玉
- ISBN：978-7-121-32488-8
- 類別：科技 人文
- 頁數：484
- 定價：68.00
- 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08
- 裝幀：平裝
- 開本：16(170*23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序言,媒體評論,
內容簡介
“科學家”一詞究竟 是怎么創造 出來了？自然科學又怎么會和哲學扯上關係？這些問題在書中都能夠找到答案。
1833年，當劍橋大學認為一個整天挖化石或用電做實驗的人不配“自然哲學家”的名號時，物理學家威廉·休厄爾創造了一個新辭彙指稱他們，這就是“scientist”（科學家）。
早在1812年，當威廉·休厄爾還是劍橋大學學生時，他便與三位同學（查爾斯·巴貝奇、約翰·赫歇爾、理察·瓊斯）組建了一個早餐俱樂部，討論的話題是科學以及如何使科學造福社會。休厄爾研究潮汐規律，巴貝奇設計了第一台機械計算機，赫歇爾引領了照相技術的發展，瓊斯則將數學引入經濟學研究。
總之，他們可謂是英國科學文化生態的創建者，為達爾文和經典電磁理論奠基人麥克斯韋營造了良好的科學環境。
作者簡介
Laura J. Snyder，紐約聖約翰大學科學史學家，維多利亞時期科學與文化學者。劍橋大學克萊爾學堂終身會員、Fulbright Scholar項目學者、曾任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主席。為WSJ等媒體供稿。
目錄
序言 科學家的誕生 vii
第一章 水利工程 001
第二章 哲學早餐 019
第三章 實驗人生 051
第四章 機械玩意兒 091
第五章 陰暗的科學 119
第六章 偉大的戰役 163
第七章 繪製世界 201
第八章 神聖的程式設計師 239
第九章 光影的科學 279
第十章 天使和精靈 315
第十一章 發現新世界 353
第十二章 解密自然 393
第十三章 尾聲 433
後記 轉變 455
序言
科學家的誕生
這五十年的時間發生了多少事情——我要說的是，在人類歷史中，這是前所未有的非凡時代。我所說的並非帝國的興起衰落，朝代的更替，或是政府的建立。我所說的是科學的革命，這些革命的影響遠勝過任何政治事件，這些革命改變了人類的地位和前景，其作用是史上所有的征服、所有的法典、所有的立法者都無法比擬的。
——班傑明·迪斯雷利1，1873
1833年6月24日，英國科學促進協會2召開第三次大會。這個羽翼未豐的協會有852位繳納了會費的成員從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各地，甚至是從歐洲大陸和美國前往劍橋參加會議。劍橋大學評議會大樓莊重肅穆，成員們濟濟一堂，許多人還攜妻帶女，他們在此參加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一位發言人站到了講台上，台下聽眾激動而期待的心情溢於言表，整個會場都瀰漫著這樣的氛圍。發言人是威廉·休厄爾，他三十多歲，體格健碩，高大威武，頭腦過人，頗有聲望。休厄爾是劍橋的明星：他率直坦言自己是三一學院的成員，最近辭去了礦物學教授的職位；他撰寫了一系列物理學教材，還有一本書，講的是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內容新穎，發人深思。在這之後，不到十年的時間，他就會如人所料地成為三一學院的院長——劍橋大學最權威的職位；也有人謂之為整個學術界最權威的職位。他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成立的引路人之一，是這次劍橋盛會驕傲的東道主。
休厄爾講話的聲音有力而自信，明顯帶有他家鄉英格蘭蘭開夏郡特有的元音口音。他讚揚了與會者，討論了科學的現狀，特別提及了天文學，稱之為“科學界的女王”。他對科學的本質做了發言，指出“事實和理論”構成了科學，兩者都很重要：要成功地進行科學研究，既要有明銳的觀察力，又要有理性的推理能力。他提到了三一學院以前的一位成員——弗朗西斯·培根，17世紀的科學改革家，他將這位偉大前輩的改革目標同本協會的目標聯繫起來。正如大會組織者預料的那樣，受邀而來的休厄爾開幕詞做得非常精彩。大家報以滿懷敬意的掌聲——這不僅是對休厄爾的讚賞，也是對自己聚集於此的良好判斷力和品味的讚賞——接著聽眾就安靜了下來。
掌聲漸漸沉寂，一位男子倨傲地站了起來。他就是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看到他，與會者都有些驚訝。數十年前，柯勒律治寫過一本有關科學方法的小冊子。近三十年來，他一直居住在漢普斯特德附近的海格特地區，幾乎足不出戶，但這一次，他覺得有必要不辭辛勞趕往母校參加大會。這樣的行程於他是最後一次；同一年他就去世了。對於做科學研究的人而言，柯勒律治這次的介入有可能會產生深遠的，甚至波及今日。
當時，做科學研究的人被稱作“科學人士”（其中鮮有女性），“學者”（套用了法國人稱呼博學之人的詞），或者——考慮到自古以來科學和哲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們還被稱為“自然哲學家”。柯勒律治尖酸地說道，協會的成員不應該再自詡為自然哲學家。他說，在化石坑裡挖土，或是用電氣設備做實驗的人就配不上自然哲學家這一稱謂；換言之，這些人不是“坐在扶手椅里”思考宇宙奧秘的“哲學家”，他們做的是實際工作，他們做研究的手也是髒兮兮的。作為一個“地道的形上學者”，柯勒律治堅持自己的看法，他禁止這些人使用這個尊稱。他的一番話尖刻無禮，惹惱了與會者，會場一片譁然。這時，休厄爾再次起身，讓大家安靜了下來。對那位“著名的紳士”，他禮節周到地表示了同意——認為是應該有一個恰當的詞來形容本協會的成員了。如果說“哲學家”這個詞給人的感覺“過於寬泛而且高高在上”，那他的建議是，“從藝術家這個詞類推而來，我們可以用科學家。”休厄爾僅用一個修辭，就創造了我們今天使用的科學家這個詞。
科學家這個詞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由休厄爾提出來並非偶然；它實際上是休厄爾和他三個朋友四個人二十年來工作的頂點。從其他方面來看，這個詞又只是他們工作的開端而已，雖然在當時就被提出來了，但直到幾十年之後，這個詞才得到了廣泛套用。
* * *
這四個人相會於劍橋—“科學家”這個詞的誕生地。二十年前，他們都還是劍橋大學的學生，休厄爾和他的三位朋友查爾斯·巴貝奇、約翰·赫歇爾和理察·瓊斯就聚在一起，討論過休厄爾1833年演講時涉及的話題。他們談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重要性，認為有必要執行培根在兩個世紀之前就預見到的改革，而且科學離不開觀察和推理。後來，這四個人親切地稱呼他們的談話為“哲學早餐”。
這四個人年輕，具有批判性。星期日上午，他們聚在一起，審視當時的科學研究，覺得不盡如人意。他們看到的是：探索未知是有錢人個人的追求，沒有得到公眾的支持和承認。沒有人會因為科學研究得到報酬；大學也極少支持化學教授的實驗；在劍橋和牛津，學生甚至拿不到自然科學 學位；科學創新得不到任何榮譽，也得不到貴族頭銜，連金錢的獎勵也沒有。科學界，做研究的人很少聚在一起，他們從來不公開討論自己的工作；就連倫敦皇家學會——從艾薩克·牛頓時代以來就是自然哲學的堡壘，雖然也宣讀科學論文，但從來不會對論文進行討論或是反駁。事實上，該學會的很多成員根本就不是科學人士，而是古文物研究者、文學人士，或是想要同哲學家交往的貴族。
而且，人們對於“科學方法”也沒有統一的認識，多種發現創造理論的途徑各行其道。更糟糕的是，其中還蘊藏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科學推理趨勢，在這四人看來，用這種科學推理方式是得不到新知識的，不僅會顆粒無收，還會有非常危險的後果。長久以來，科學一直是為國家服務的，也就是為國王和政府服務，而科學應該用以提高普通人生活這種理念是絕對小眾的。在這四人看來，科學就仿佛還是中世紀的鍊金術，秘而不宣的方法，遮遮掩掩的發現，只有進行研究的人才能獲得其中的好處，禁錮了知識。毫無疑問，這四人覺得科學是停滯不前的。
這四個人一生都致力於改變科學。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經過他們的努力，並同今日的狀況對比，科學和科學家開始像那么一回事了。
在19世紀初，科學人士很有可能是在閒暇時間收集甲蟲的鄉村牧師，或是在自己出資的實驗室里進行實驗的富有紳士，又或是有錢人手下的雜務總管。到了19世紀末，他就是“科學家”——一位專業人士（仍然鮮有女性），在某種制度框架下進行一種常見的活動。這種制度的框架就是：專業協會只接納進行科學研究的成員、研究基金，還有就是培養年輕科學研究者的大學和實驗室。1817年，著名詩人柯勒律治寫了一本有關科學方法的小冊子，這在當時並不奇怪；可到了1833年，詩人談論科學就已經是很少見了，而在1833年之後，這幾乎就是難以想像的了。藝術和科學之間慢慢建起了一道圍牆，迄今為止，這道圍牆依然矗立。
什麼樣的方法才是科學方法？在這四人之前，科學人士和公眾幾乎從未清楚明白地討論過這個問題；經過這四人的努力，科學方法成了大家經常討論的話題——並且成為了激烈辯論的話題。科學人士必須反省自己的方法，不能隨意為之。之前，人們有時也會提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歸納法”，可就沒有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後來，培根的歸納法被發揚光大、普及推廣，至今為止，還在指引科學家的工作。早期的研究很有可能是為了追逐個人榮耀，或是為了國王和帝國的榮耀，或是為了推動“純粹的知識”，但到了19世紀末，從某種角度而言，科學家被視為是對公眾負責的。不同於以往，自然科學的方法能夠——而且應該——用以理解並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問題，這已成為普遍的認識。這一理念雖然在20世紀和21世紀經歷了一些波折，即使科學家們並不總將這一理念看作前進的動力，它卻始終是眾多現代科學研究的核心，是公眾對科學理解的一部分。
這四個人促成了這一革命，他們才華出眾、學識深厚，具備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精神。威廉·休厄爾出身寒門，是木匠的兒子，最終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科學界最權威的人之一。查爾斯·巴貝奇是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的發明者，他一生大多數時間都在設計製造計算機，雖然英國政府給了他相當於兩艘戰艦的撥款，最終他還是抱憾而終。約翰·赫歇爾是德國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的兒子；他的名聲超過了自己的父親，是那個時代最有聲望的天文學家，同時，他還是攝影技術的發明者之一，傑出的數學家、化學家和植物學家。理察·瓊斯——體形肥胖，愛好美食，是這個小群體各種科學討論的關鍵人物——在他的幫助下，一門新生的學科，政治經濟學（當時被稱作經濟學）有了體面的地位。
我要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這既是他們的故事，也是他們所處時代的故事，他們參與塑造了那個時代。
這是多么輝煌的時代呀！正如迪斯雷利在那個時代末所認同的那樣，五十年的時間裡有那么多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也許能與之媲美的就是剛過去的五十年：常態的太空探索、數位化計算機時代、網際網路、破解人類基因組，還有很多其他的進步。從19世紀2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從他們熱忱地開始改變科學到他們離開人世之際——爆發了一系列耀眼的科學成就。這一時代見證了攝影、計算機、各種現代電氣設備的誕生，見證了蒸汽機的出世，見證了鐵路系統的開創。在這一時代，興起了統計科學、各種社會科學、潮汐學、數理經濟學，還有物理學的現代“萬用理論”。
這一時期，福利體系、郵政體系、貨幣體系、稅收體系和工廠製造業都得到了改革。各個國家——從歐洲的戰場上走了出來——開始在科學項目中展開合作。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一顆行星；這是自遠古之後，人們發現的第二顆新行星。關於其他行星上是否有生命，人們就此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南半球的天空和全世界的潮汐第一次被繪入了地圖。人類第一次派出了公共資助的科考隊前往南極洲研究地磁現象。達爾文的進化論改變了人類的視野，改變了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科學同宗教的關係是什麼？人們就此提出了嶄新的、有時令人頗為不安的問題。
這是個遷移變革的時代，人們對遠方的世界，未來世界的發明、探索和推測層出不窮，在這樣一個時代，四位朋友一起謀劃著名如何改革科學家，改變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在劍橋星期天的哲學早餐桌旁，他們醞釀著自己的計畫，他們的一生都致力於此。畢業之後，四人相互拜訪，一同旅行，他們的足跡遍布英國和歐洲大陸，他們一起做實驗，互相幫忙蒐集觀察資料和信息；為了共同的科學興趣，也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他們遊說政府的科學社團。在有生之年，他們四個人都在傳閱彼此的手稿，並提出評價——他們之間的影響如此深厚，很多時候要說清是哪個人第一個想出了某個主意，真是難上加難。他們在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將彼此的著作介紹給更廣泛的大眾。
在家庭生活方面，他們也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主持出席彼此的婚禮，他們用彼此的名字給自己孩子取名，給彼此的子女做教父，讓孩子們互相拜訪，他們幫助彼此的兒子在大學裡安頓下來，找到一席之地。後來，他們小群體的成員一個個去世了，剩下的人懷念哀悼去世的人。他們的一生都在相互通信，跨越半個世紀的友誼，他們寫下了數千封信件，互相傳閱，一同討論。他們的觀點並非總是一致，有時是細節問題，有時是策略問題，總有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但改革科學是他們共同的目標—從他們相遇之時到他們離開人世之際，他們不改年少的熱情，孜孜以求。
要是換做單槍匹馬，他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成就。這四個朋友互相督促，成就彼此的發現；他們通力合作，一起來改變科學界。當情況不妙，成功無望的時候，他們也是彼此鼓勵。即使相隔千里，他們也會寄來長信分享彼此的成功，其中不乏激情洋溢的信件。
赫歇爾和休厄爾都在著作中發表過相同的評論，他們認為科學的進步必然是社會的進步。科學發現的場所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政治、對抗、競爭、合作，還有對知識和力量的渴望而形成的旋流里。科學家並不是孤軍奮戰。天才是有的，即便是天才也需要同他人的創造性思維進行交融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發明、有所創新。哲學早餐俱樂部的成就絕妙地印證了其成員的觀點。巴貝奇、赫歇爾、瓊斯和休厄爾四人通力合作，還有那些圍繞在他們周圍的人，他們一起造就了現代科學。
這四個人成功地將自己大膽樂觀、年少輕狂的夢想變成了現實，令人讚嘆不已。但是，這一成功也帶來了幾近於悲劇性的諷刺：正是他們的努力讓自己成為了過時的人。他們為“科學家”制定了特定的角色，而像他們那樣的人卻沒有了容身之地（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同他們差不多的科學人士不願意頂著“科學家”這個頭銜）。現今，英國協會和其他科學機構的成員都是分科非常專業化的科學家，他們是地理學或是天文學方面的專家，但他們並不通曉兩門學科。實驗室的技術員們，日復一日地做著一種實驗；老師們則在培養新一代的科學家，教學生們如何使用光學儀器—而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們不同於現今這一代。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們涉獵很廣，他們受的是古典主義教育，通曉拉丁文、希臘文、法語和德語；他們興趣廣泛，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還有大多數的藝術門類都有涉及，他們寫詩、破解密碼、翻譯柏拉圖，還研究建築學；他們研究光學，其原因簡單得就像赫歇爾所講的那樣，“光是我的最愛”。他們只要有了興趣，便會就著身邊所有的化學藥品和設備進行實驗；在阿爾卑斯山度假的時候，他們測量山體和大氣壓；他們隨意漫遊，在所到之處觀察窮人的經濟狀況。巴貝奇、赫歇爾、瓊斯和休厄爾是奇特的一類人：最後的自然哲學家，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群體—科學家，而科學家的誕生也是他們的消亡。
媒體評論
“這本書既廣泛又有趣，讀起來令人興奮，仿佛你也親身經歷了那些周末清晨在劍橋的對話。Laura J. Snyder的書是關於知識歷史受歡迎的一個例子。更重要的是，《哲學早餐俱樂部》可以看作是對Jenny Uglow 的《The Lunar Men》（主要講述了18世紀的化學家約瑟夫·普里斯特利，發明家詹姆斯·瓦特和約西亞·韋奇伍德，以及伊麗莎斯·達爾文）和Richard Holmes的《The Age of Wonder》的續篇。”
——《華盛頓郵報》
“這本書講述了關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四位科學家的故事，在書中你會看到極客、科學家、知識分子的身影。”
——《日報》
“科學的方法和給予科學的尊重似乎是很明顯的，因為很難相信它可以是任何其他方式。 然而，Laura J. Snyder在《哲學早餐俱樂部》中講述的正是一個關於科學改變的迷人的故事”
——《華盛頓時報》?
“Laura J. Snyder巧妙地通過四位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男人的生活，再現了這一時代的奇蹟。在書中，她講述了科學的崛起以及以證據為基礎的歸納方法作為正式學科的勝利。在書中令人驚喜的是，Laura 所展現的細節有一種對19世紀英國習俗和弱點的詳細描述。”
——《經濟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