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開始修建的通過新疆、甘肅運輸蘇聯抗戰物資的公路，從烏魯木齊到蘭州，當時也稱為甘新公路，沿線各省軍民義務勞動修建中蘇公路。抗戰物資通過中蘇公路源源不斷運到抗戰前線。該公路全長4300多公里，用工20萬人，工程師3000人。
日軍為了截斷這條物資運輸線，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1年9月，日軍空襲甘肅各地縣共71次，出動飛機1081次，投彈4090枚，共造成1426人死傷，損毀房屋24124間。其中，轟炸最為猛烈的是1939年的2月和11月、12月。這一年，日本共出動500餘架飛機。其中四次轟炸蘭州，但是均被中國戰機擊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中蘇公路
- 地理位置：新疆、甘肅
- 氣候類型：溫帶
- 全長：4300多公里
- 創建時間：1937年
抗戰初期開始修建的通過新疆、甘肅運輸蘇聯抗戰物資的公路，從烏魯木齊到蘭州，當時也稱為甘新公路，沿線各省軍民義務勞動修建中蘇公路。抗戰物資通過中蘇公路源源不斷運到抗戰前線。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保證蘇聯軍火及時投入抗日戰場，駐防在甘州、肅州、涼州的馬步芳所屬第一百師與騎五師（師長為馬步青）廣大士兵，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克服難以想像的各種困難，在三年時間內按期按質修建完成了蘭州——迪化甘肅段長達千里 的甘新公路。該路的修建完成對抗日勝利起到了重大而獨特的作用，因為當時日軍占領並封鎖東南沿海和西南的滇緬公路後，抗戰的絕大部分軍用物資都通過甘青公 路源源不斷運往各地的抗日前線，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當時被譽為“軍運命脈之中蘇公路”。
整個抗戰期間（1937年11月5日至1944年），日寇先後出動飛機993架次，輪番轟炸甘肅。甘肅省共有660餘人被日機炸死，680餘人受傷，造成財產損失達法幣64.8億多元。僅1939年2月23日的轟炸中，蘭州就有2萬餘間房屋被炸毀，唐代的著名寺院普照寺被毀，方丈及部分僧眾遇難，包括稀世佛經6358卷等一批珍貴的文物被毀。1941年8月中下旬日機襲擊中，新1軍軍長鄧寶珊的夫人及子女3人遇難。
1937年12月4日，日機11架飛抵蘭州。我駐蘭空軍h-16戰鬥機隊起飛迎戰，高射炮亦開炮阻截，蘭州大空戰正式開始。隨後，敵我雙方發生多次空戰。1938年1月21日、2月20日和23日，日機又分別以5架、18架和36架侵犯蘭州，駐蘭空軍起飛迎戰，使日機無法轟炸。1939年2月20日的空戰最為激烈。敵先後出動轟炸機近80架襲擊蘭州。敵機從黃河鐵橋上空進入蘭州空域時，中國空軍戰鬥機總隊總隊長毛源初率領第五大隊第17中隊12架蘇制h-15、h-16戰鬥機起飛勇猛攔截，第五大隊大隊長岑澤級擊落日軍領隊飛機。下午15時50分，又有12架轟炸機進入蘭州空域，遭到了蘇聯志願隊14架戰鬥機升空迎擊，敵機將炸彈胡亂投擲後倉皇而逃。隨即，中國空軍第五大隊第17中隊又攔截了襲擊西固城飛機場的敵機，並發生激烈空戰。這一天，我空軍共擊落敵機8架，蘇聯志願隊損失飛機1架。中蘇空軍同日機多次激戰，還將參與轟炸普照寺的敵機擊落6架。在1939年12月底日軍發動的“百號”作戰中，我軍共擊落敵機4架。從1937年到1943年的空戰中，中蘇空軍和地面高射炮火在甘肅上空共擊落日機26架、擊傷1架。蘭州空戰成為近代中國空戰史上最為著名的戰鬥之一。
從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底的四年中，甘肅抗日軍民和蘇聯航空志願隊同仇敵愾，與入侵敵機進行了殊死搏鬥，有力地保證了以蘭州為中心的國際交通線的安全和暢通。在蘭州大空戰中，蘇聯航空志願隊切帕諾夫、雅士、古力芝、郭爾皆耶夫、波拉特諾夫、馬特、伊薩耶夫等人壯烈犧牲，長眠在中國大地上。
1938年5月3日，德國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正式下達了禁止對中國輸送戰爭物資的命令，這使中國辛苦成立起來的調整師（即德械師）面臨著武器補給斷絕的尷尬境地。7月5日，在德國政府的不斷催促下，駐華軍事顧問團的最後27人起程回國，正式標誌著中德軍事合作的正式結束。
一、第一批蘇械師的武裝
失去了德國的軍事援助，不少人因此擔心國民政府能不能依靠著原有的實力繼續堅持抗戰。幸運的是，國民政府對此已有準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的8月21日，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兩天后，中方派遣以陸軍大學教育長楊傑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出發前往莫斯科爭取軍事援助。經過洽談，蘇方出於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利益，以及由中國牽制日本為目的，終於同意施以援手。中斷逾十年的中蘇軍事合作再次成型。
經過中方的爭取，蘇聯政府同意在援助飛機（包括飛行員）、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之外再以蘇聯裝備武裝起20箇中國師，以此替代原本裝備日益枯竭的德械師，使這些部隊成為抗日戰場上新生攻擊力量。對於購買所需的經費，和曾經支付德方的方式相同，用錫、鉛、銻、鎳、銅等金屬原料，以及茶葉、生絲、羊毛、牛羊皮等來抵償債務。中蘇雙方各取所需，對此結果都十分滿意。
然而在如何裝備這20個蘇械師的問題上，中蘇雙方產生了分歧。中方認為，應該擴編野戰師原有的調整師編制，尤其是各師都需配備一個足額的炮兵團，用來抗衡日軍野戰師團。而蘇方認為，中方的這個構想並不適應新的戰爭需求，他們主張這20個師的裝備應以蘇聯的輕裝師為標準，使這些部隊能在對日作戰時發揮出足夠的機動性。
中方經過討論，謝絕了蘇方願意提供的步槍的提議，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秉承國府的意見，決定由中方自主步槍裝備，將原計畫購買步槍的經費改用到其它裝備上。經過討價還價，中蘇雙方各退一步，於1937年12月21日正式確定了20個蘇械師的配備標準。具體情況如下：
每師裝備76MM野炮8門（總計160門，附炮彈16萬發）、37MM戰防炮4門（總計80門，附炮彈12萬發）、重機槍15挺（總計300挺）、輕機槍30挺（總計600挺），提供輕重機槍子彈1000萬發。以上這些裝備構成了蘇械師的配備標準。從帳面上看，蘇械師將擁有德械師都不具備的炮兵團，這使同時期在抗日戰場上的法械師都黯然失色。蘇方當時並不知道，對於怎么裝備蘇械師，國民政府其實另有打算。
在1938年3月3日、11日和22日這三天，中蘇雙方接連簽定了三筆軍火貿易契約。在這三筆契約中，第一批和第三批主要提供的是飛機、車輛、坦克、高射炮、戰防炮及其他相關軍用儀器。計畫用語裝備蘇械師的定單主要集中在第二筆契約中，計有500挺馬克沁-托卡列夫輕機槍、11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輕機槍、300挺PM1910馬克沁重機槍、160門76MM野炮、80門M1930型37MM反坦克炮，並附有機槍子彈1000萬發、野炮炮彈16萬發、戰防炮炮彈12萬發，步槍子彈1000萬發。
前三批裝備於1938年3月到6月間經由新疆陸續抵達蘭州。然而，中方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將這些爭取到的火炮分散到各個蘇械師去使用。首先，第一批運抵蘭州的50門M1932型45MM戰防炮被編組為炮兵第54團，第二批的80門M1930型37MM戰防炮被編組為炮兵第52團和炮兵第53團。至於160門76MM野炮則陸續補充到炮兵第2團、炮兵第7團、炮兵第15團、炮兵第20團和若干炮兵獨立營中。這些火炮還沒同蘇械師見面，就永遠的離開了他們。
對於剩下的輕武器，國民政府也不急於立即著手裝備出20個師。軍政部首先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隊，番號定為第200師。這個師是第一支獲得蘇械的部隊，不僅如此，它還裝備了第一批定單中的T-26坦克，炮兵第52團也奉命配屬該師。第一支超越原定中蘇協商方案的蘇械師誕生了，這也是我國的第一個機械化師。
1938年7月3日，中蘇兩國進一步簽定了第四筆契約。這筆契約，是經過中方爭取、蘇方同意新增的武器裝備。其中用於裝備蘇械師的有15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輕機槍、500挺馬克沁-托卡列夫輕機槍、100門M1930型37MM戰防炮，以及機槍子彈2000萬發。
與此同時，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軍政部開始籌組突擊軍，並選定第4師、第89師和第200師為該軍的正式編制，由時任第20軍團軍團長的湯恩伯將軍負責指揮。由於第200師已經完成了蘇械的裝備，所以這次變動，只是第4師和第89師兩個部隊里的輕重機槍換用了蘇械。三個月後，由第200師抽調幹部成立的新編第22師也裝備上了蘇式輕重機槍。上述三個師還裝備上了第四筆定單中的37MM戰防炮，使這些部隊在缺編76MM野炮的情況下，成為第二、第三、第四個蘇械師。然而，突擊軍並未編組完成，所屬三個師即因任務有變而各往一方。
截止到1938年10月為止，蘇方雖然提供了20個蘇械師的裝備，並增補了第四筆額外的2000挺輕機槍，但實際武裝起來的蘇械師卻只有4個。
二、第二批蘇械師的誕生
1938年7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全部撤離中國後，第一批27名蘇聯顧問在蘇聯駐中國使館武官M.И.德拉特溫將軍的率領下正式進駐重慶，這支顧問在此後的發展中逐漸擴大到300餘人。繼1925年之後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第二次在中國成立了。
對於蘇聯軍事顧問團的首任團長，蔣介石屬意於中國的老朋友布留赫爾元帥（在中國化名加倫）來華擔任。但布氏實際上已經在兩年前死於蘇軍內部的肅反運動，蘇方對此不便明言，便改由曾在北伐時期當過通信顧問的德拉特溫來擔任首任顧問團團長。但蔣介石對德氏並不滿意，蘇方於是在一個月後又改派曾任布留赫爾助手的A.И.契列潘諾夫將軍來華領導顧問團（此後繼任顧問團長的還有К.M.科恰諾夫將軍和B.И.崔可夫將軍）。
在契列潘諾夫的建設下，蘇聯軍事顧問團逐漸擴大，武漢會戰、南昌會戰、長沙會戰、宜昌戰役等著名戰役中也都有蘇聯軍事顧問的身影出現。在對《武漢城市防禦戰鬥指導計畫》一案中，契列潘諾夫就提出“不應以泛濫為根據，應以工事及守兵為主。若防守困難，同時水位甚好時，可以泛濫。”契氏還提出，“攻者大部隊來時，則相機撤退，小則殲滅之，此與防禦列寧（格勒）城略相似彼時辦法”。在說完自己的意見後，契氏主張“中國軍隊在武漢會戰作戰方針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只需避免各部隊互相鄰挨的情況發生，以切一半以上部隊向長江以北和以南集結，便於反攻時能夠到日軍的側翼和後方去。要調動的是一段不大的距離，而在中國軍隊沒有輜重的情況下，每條路都是方面的”。契列潘諾夫的這一提議對武漢會戰的作戰方案影響重大，但當時負責指揮的武漢衛戍總司令部都沒有完全採納，反倒是後任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契氏提案的基礎上集合中國軍隊的自身特點，經過改良創造出了“天爐戰法”，並以此接連取得了三次長沙會戰的捷報。
蘇聯軍事顧問在參贊機要的同時，各兵種及各戰區的專項顧問也陸續得以設立，但在這些顧問中，真正與蘇械師相關的只有坦克顧問別洛夫和炮兵顧問戈盧別夫、塔邦欽科、希洛夫。此外，契氏繼續主張將第200師擴編為一個突擊軍，機械化部隊則改由軍部直轄。第5軍（成立之初曾使用新編第11軍的番號），這支在今後抗日戰場上威名遠揚的精銳部隊就此誕生。
第5軍成立時，第200師和新編第22師都已經裝備蘇械，新編入的榮譽第1師也隨即換裝蘇械（換裝武器為輕重機槍與戰防炮，此後各蘇械師也都以此為標準）。1939年初，國民政府又根據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在全國各戰區尋找合適的戰略攻擊部隊裝備蘇械。經過篩選，第1軍、第2軍、第71軍、第74軍和第85軍所屬各師在眾多野戰部隊中脫穎而出。
由於第85軍所屬的第4師和第89師已經換裝過蘇械，所以這次實際換裝蘇械的部隊計有第1軍所屬第1師、第78師、第167師；第2軍所屬第9師、第76師、第103師；第71軍所屬第36師、第87師、第88師；第74軍所屬第51師、第57師、第58師；第85軍所屬第23師。上述13個師加上此前已經裝備完畢的第4師、第89師、第200師、新編第22師和榮譽第1師，總計18個師。這18個師，即為國民政府所裝備的全部蘇械師。但要指出的是，這18個師並不是中國僅有的蘇械輕裝部隊。實際上與蘇聯政府長期往來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早在1932年就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他的許多部隊都在輕重武器上裝備了蘇械。盛氏於1944年下台後，這些部隊由國民政府重新改編為第128師和暫編第3師等部，它們始終沒有被派到抗日戰場上與日軍交鋒，反倒是在和新疆的內亂中被逐漸消耗。
經過1939年的對日作戰，奮戰在前線的第2軍、第71軍、第74軍和第85軍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為了補充這些部隊在戰時損壞的武器裝備，國民政府除了撥補庫存蘇械外，還於同年6月20日與蘇聯簽定了第六筆武器進口契約（同時期簽定的第五筆和第七筆契約皆為空軍專用）。根據檔案記載，這筆契約中涉及到用於武裝蘇械師的武器計有200門M1930型37MM戰防炮、1000挺PM1910馬克沁重機槍、400挺馬克沁-托卡列夫輕機槍、3000支PPD34（波波德）衝鋒鎗、50000支M1891/30莫辛-納甘步槍（俗稱水連珠，配子彈1億發）。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定單中的衝鋒鎗和步槍。前者雖為蘇軍量產裝備，但實際使用份額小，截止到1939年底也只生產了4000餘支。蘇方在此竟將其中的3000支予以出口，當屬大手筆（註：檔案上雖有此記載，但未見有過使用記錄）。此外，中國軍隊在抗日戰場上大量損失武器裝備，使後方兵工廠的生產已達飽和狀態，中方特從蘇聯進口5萬支步槍專門用於裝備蘇械師，以減輕兵工廠的壓力。
1940年11月25日，中方又與蘇方簽定第八筆契約，其中涉及到用於裝備蘇械師的計有子彈3700萬發和機關槍1300挺（註：根據檔案記載，這批機關槍名為“勃郎烏寧格”，但筆者遍查相關材料，都無法對比出這是蘇聯的哪種機槍）。這是最後一筆與蘇械師有關的定單，它們於1941年3月被全部裝備給了當時由軍委會重點建設的四個“攻擊軍”，即第1軍、第2軍、第5軍和第74軍。
蘇械師的成立目的和德械師一樣，都是為了能在戰場上與日軍正面抗衡，但在實際使用上卻與當初的構想有所不同。國民政府對於蘇械師是既想投入實戰發揮效果，又想採取保護措施，以避免這些精銳部隊像德械師那樣在一到兩次會戰中就被消耗殆盡。
在1938年到1940年間，第2軍、第5軍、第71軍、第74軍和第85軍這五個軍都與日軍有過交鋒。其中第5軍在崑崙關一戰以慘重的傷亡代價取得勝利，這影響了軍委會對此後蘇械部隊使用方針。從1940年開始，18個蘇械師中，僅有第74軍所屬的第51師、第57師和第58師一直與日軍保持正面交鋒，這使74軍在抗日戰場上不斷得到鍛鍊，日軍甚至還將該部形容為“支那第一軍”。對於其餘各部的安排是：第1軍在潼關依託黃河天險與日軍對峙（事實上這一地區的戰事僅限於雙方的不斷炮擊，堂堂蘇械部隊因此不得不經常出動去修補被日軍炮彈破壞的道路，儼然一支工程兵），第2軍在湖北監視宜昌方向的日軍，第5軍因元氣大傷調到後方長期整訓（後在第一次遠征時再次遭到重創），第71軍調往晉南地區從事游擊作戰，第85軍長期部署於河南與日軍對峙（僅在1942年和日軍有過一次作戰）。
這種部署，很明顯就是將15個蘇械師保護起來，以作今後的戰略反攻之用。然而，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定中立條約，致使中蘇關係急轉直下。6月22日蘇德戰爭的爆發，更使蘇聯政府無暇顧及中國戰場，蘇援也隨之不再被提及。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尋找新的外援，並最終確定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關係，隨著美援的逐漸到來，蘇械師漸漸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台，著名的“美械師”則應運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