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累(朱一葦(小說家散文家))

阿累(小說家散文家)

朱一葦(小說家散文家)一般指本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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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累(1909-1987),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一葦、朱凡。當代哲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出生於1909年1月,江蘇漣水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學習過,最後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1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參加“左翼劇聯”,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判刑,1935年經人保釋出獄,到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活動,被官方獲悉,迫令出境。解放後,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省文教廳廳長、省委宣傳部長、湖南大學校長等職。1987年1月8日,朱宗仁在長沙病逝,享年79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一葦、朱凡
  • 別名:阿累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09年1月
  • 逝世日期:1987年
  • 職業哲學家小說家散文家
  • 畢業院校上海藝術大學
  • 代表作品:《一面》
人物生平,出身和學歷,革命生涯,個人作品,

人物生平

出身和學歷

阿累,原名朱宗仁。1909 年1月7日出生於江蘇省漣水縣王集鄉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朱同壽,光緒丙子科舉人,選授靖江縣訓導。父親朱際雲,清廩貢生,對地方教育事業有很大建樹。
阿累從縣立國小畢業後,先後求學於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上海立達學院、同文書院,1930年6月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

革命生涯

1931 年“九一八”後 ,參加反帝大同盟。次年 ,參加“左翼劇聯”。8月,受中共派遣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一個中午,阿累在內山書店偶然遇見魯迅先生,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恆的瞬間。
1933年, 阿累因參加和領導賣票工人罷工而被捕,解往南京。1935年,由鄉賢鄭賓出面,請同鄉、國民黨要人顧祝同將阿累保釋。後來阿累赴馬來西亞,在吉隆坡尊孔學校教書 ,又因參加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被驅逐出境。1936年8月阿累回到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同歐陽山主編《小說家》,和艾思奇辦《大家看》、《少年叢書》,為徐邁進選編國內外短篇小說 20餘冊。
1936年10月,文壇巨匠魯迅逝世,阿累與巴金靳以黃源、陳白塵、以群等組成治喪辦事處 ,參加籌備葬儀。他以“阿累”筆名, 深情地寫下紀念魯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譯了史沫特萊的《魯迅是一把劍》。
皖南事變後,阿累到津浦路新四軍二師所在地參加抗日民主根據地工作,後調任蘇北新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江淮日報》主編 ,不久,調任淮海行署秘書長。1943年3月,調任漣水縣縣長,兼任敵工部長和漣水中學 (當時叫淮海第一中學) 校長。這時,他叫朱一葦。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專署專員。不久,他又回到蘇南。他熟練掌握英語、日語,精通文學、歷史、哲學。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不平凡的革命經歷,練就了他的詼諧與樂觀。
他的一隻眼睛天生有些斜視,結髮妻子後來離他而去,他樂呵呵地調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還差,看不出我今後要當官,她能享福。其實像我這樣的眼睛,一點兒也不妨礙當官兒。”
1986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軀寫下文章《回憶與紀念》。1987年1月8日,他走完 78 歲的人生歷程,在長沙病逝。

個人作品

193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阿累於10月寫了回憶性的文章《一面》,最初發表於黎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後被編入蘇教版初一下學期、人教版六年級上學期的語文課本第19課中和七年級下學期的語文課本第二課中。
阿累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作者寫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著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文章內容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裡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裡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裡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台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仿佛帶著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裡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裡咬著一枝菸嘴,跟著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適意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裡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鑽。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著“魯迅譯”三個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么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闆走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闆,我總是帶著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裡“Ha,ha,”著,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著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著“ Conductor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著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裡面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著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裡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裡,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么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著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闆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著回頭對裡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菸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里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著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裡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鬍鬚;左手裡捏著一枝黃色菸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燻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喔!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裡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裡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著《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裡(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隻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裡——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裡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著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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