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回憶秋瑾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中國女報
- 文學體裁：回憶錄
九十五年前的今天??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號，女革命家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正式出版了。秋瑾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闡明辦這份刊物的目的是為把“中國女界之黑暗”、“女界前途之危險”、“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大光明世界”。《中國女報》為月刊，32開本，每期約60頁，設有論說、演壇、譯編、傳記、小說、文苑、新聞和調查等欄目。主要撰稿人為陳伯平、呂碧城、陳志群、鈍夫、黃公、黃斌等，但大部分稿件都出自秋瑾之手。 《中國女報》在同年3月出版第二期後，因秋瑾等忙於準備武裝起義，不得不中輟。但秋瑾在浙江奔走聯絡的同時，並未停止編輯工作。同年6月17日，她從紹興寫信給朋友，說該刊第三期已編好，“約於此月，必行付印”。可惜，沒多久她就被清軍逮捕遭殺害。《中國女報》雖僅出版兩期，卻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並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中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紹興走街過巷，從軒亭口、大通學堂直到和暢堂，一路追蹤、尋覓秋瑾的遺蹟。當街而立的秋瑾烈士紀念碑，學堂中秋瑾開槍拒捕的圖畫，故居小屋裡焚燒秘密檔案的說明，在加固著秋瑾作為革命先烈留在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 那是真實的秋瑾，只是並不完全。 15年後，我試圖回到歷史現場，考察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進而追索秋瑾思想演進的歷程。我從塵封的舊報刊中發覆拾遺，在同時代人的回憶中體味辨析，與秋瑾的作品相互比照，先前被革命光影籠罩的單色的秋瑾人生，在我的眼裡於是變得豐富多彩。其人於可敬之外，又多了一份可親。 女詩人抓住新機遇 讀秋瑾湖南家居時期的詩詞，傷春惜花、思親懷友的傳統閨怨主題一再呈現。秋瑾為此贏得的“女才子”之名，也使我很難將那時的她與古代的才媛淑女區別開來。我認定，假如秋瑾始終閉居湘潭，她很可能只是一位被掩埋在歷史深處的普通家庭主婦，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有詩文傳世的才女，一如宋代的李清照與朱淑真。 幸而1902年，秋瑾有機會隨丈夫北上京華。此時“天子腳下”的北京雖仍為清王朝政治統治的中心，無孔不入的新思潮卻也開始源源不斷地湧入。新環境所提供的契機改塑了秋瑾的人生，或者可以說，敏感的女詩人及時抓住了新機遇。秋瑾獲讀新書新報，結識新學之士，原先受壓抑潛藏的渴望與個性，迅速被激活並得到放大。如魚得水的秋瑾在北京新學界的脫穎而出，已是指日可待。 於是，在1904年2月1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我讀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關於秋瑾事跡的報導。那則《創設女學》的通訊，提及一所即將在北京南城繩匠胡同（今名菜市口胡同）開辦的女學堂，已“延浙江秋女士為教習”。記者興奮的是“北京女學此為權輿”，我感興趣的卻是秋瑾的女教習身份。 1904年2月，京城的知識女性結成了一個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為宗旨的小團體，取名為“中國婦女啟明社”。那應該是近代北京歷史上第一個婦女社團。秋瑾很快成為其中的一員。京師大學堂日本人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應邀作為該社的名譽社員，在定期的聚會中“演說普通女學”。她記述的秋瑾形象，也與我們熟悉的那個身穿和服、手持短刀的革命標準照迥異： 高高的個頭，蓬鬆的黑髮梳成西洋式髮型，藍色的鴨舌帽蓋住了半隻耳朵，藍色的舊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體，袖頭長得幾乎全部蓋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細手杖，肥大的褲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繫著一條綠色的領帶，臉色白得發青，大眼睛，高鼻樑，薄嘴唇（《回憶秋瑾女士》）。現有一張笑容可掬的秋瑾照片可為證明。而在秋瑾所有存世的遺像中，這張留影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與舊我決裂 從北京時期的喜穿男式西裝，到就義時仍身著玄色紗長衫，男裝已先入為主地成為秋瑾在國內與世人相見、最具性格特徵的常服。而我從中讀出的是秋瑾對傳統“男尊女卑”社會定位的抗爭，以及與舊我決裂的女權意識的覺醒。其《滿江紅》詞中語，“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已將這一心事吐露無遺。 令我關注的還有秋瑾的“行”。一反北方官紳女眷乘車的垂簾深坐，此時穿行街市的秋瑾，乃是“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無脂粉，雇乘街車，跨車轅坐，與車夫並，手一卷書”，令世人驚怪。世交陶在東謂之“名士派”（《秋瑾遺聞》），我更願意相信，那是秋瑾蔑視禮教大防的有意“犯規”。 創辦《中國女報》 秋瑾赴日留學的目的，最初見諸報端，亦稱說其因“未經身親文明教育”，不敢冒昧擔任女學堂教習，“故極意游東瀛，以覘學務”（《女士壯志》，1904年3月1日《大公報》）。則小而言之，此行是為個人取得辦好女學堂的合格資歷；大而言之，研究日本女子教育、為中國女學取法也在意中。 那以後秋瑾走向革命的經歷，人們已耳熟能詳。不過，於策划起義之外，秋瑾另一面的活動同樣值得關註：歸國之初的執教浙江湖州潯溪女學，遠赴爪哇興辦女子教育的計議，均堅持了其此前推進女學以謀求女權的理想。創刊於1907年1月14日的《中國女報》，明白宣布的宗旨，也首標“開通風氣，提倡女學”（《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第二期刊登的秋瑾自撰詞曲的《勉女權》，更高唱： 我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按：即法國的聖女貞德）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佔頭籌。願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舊。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期無負。 除“恢復江山”與“奴隸根除”隱約透出民族革命的意味，全首歌唱的主旋律，仍在實行女學、振興女權。因此，如果將秋瑾的人生經歷概括為從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從家庭革命到社會革命，我想補充的一點是，二者乃相輔相成，而決非舍此取彼。 我還應該坦白地承認，如此閱讀與理解秋瑾，自然是因為多了一重女性主義的眼光。正如秋瑾思想的變遷可以作為測試晚清思潮風雲變幻的晴雨表，我們原無法自外於時代。 堪為巾幗英雄 回到晚清，對秋瑾之死意義的爭論，也許早已超越了當初特殊的語境，延續成為一個世紀的話題。 1907年，國內輿論界為了抗議清朝官方的殘暴專制，異口同聲地認定，秋瑾所倡之“革命”，乃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而絕非“種族革命”；秋瑾的社會身份只是新學堂女教習，而絕非起事暴動的革命黨。據此，秋瑾遭虐殺便成為十足的“冤案”。小說、戲曲之以《六月霜》為題演述秋瑾故事，更將這層意思發揮到極致，作者取譬的對象，明顯是關漢卿筆下那位冤屈而死的弱女子竇娥。如此言說雖不免走樣，明眼人卻不難看出其用心良苦。秋瑾之死也因此在關乎學界前途與女界未來的意義層面上，得到極力張揚。 遠在海外的革命同志無所顧忌，當然可以直言不諱地表彰，“（秋）瑾之素志，惟在革命”，並特彆強調“其所昌革命，則種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飾”。論述秋瑾赴死的意義，也正是“所謂求仁得仁”，“復因一人之死，以激發數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豈不偉哉！諸人以革命先烈推崇秋瑾，乃是以革命為天經地義、名正言順的神聖事業。故國內報刊的曲意辯護，落在急於伸張革命之道的同志眼中，便被指為“以非革命誣（秋）瑾，乃瑾之大冤”。他們生怕秋瑾之“革命事跡”遂“將湮沒不傳”，極而言之，則國內的回護適成“秋瑾之奇冤”（志達《秋瑾死後之冤》）。 辛亥革命以後，塵埃落定，孫中山一幅“巾幗英雄”的題詞，使“秋瑾革命傳”（借用秋女燦芝所著“革命歷史長篇小說”之名）成為大半個世紀論述的主線；秋瑾之為女界先進的光榮不免一時黯淡，這倒為今日的重新發現留下餘地。 其實，在我看來，對於秋瑾最合適的稱呼與概括，還是那個創造於晚清卻未能通行的“新名詞”??英雌。那也是秋瑾在影寫心事的彈詞《精衛石》中所用的稱謂。一批負有“掃盡胡氛”、“男女平權”兩大重任的女界先知降臨人間，而敘述這節緣起的回目，正題作“覺天炯炯英雌齊下白雲鄉”。 英雌秋瑾，魂兮歸來！ 注釋：英雌：創造於1903年至1904年間的新名詞，是相對英雄一詞而言的。英雄多指男性，創造此詞是為形容女性。秋瑾在她的彈詞《精衛石》中用了這個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