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文革一般指本詞條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5月28日設立的一個機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設立它的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後自動撤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 別名:中央文革小組
  • 職業:主要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全國領導工作
  • 成立時間:1966年5月28日
  • 政治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 撤銷時間:1969年中共九大
成員,成立,消亡,撤銷,

成員

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有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後來王任重、劉志堅被打倒)主要組員有姚文元王力陶鑄關鋒戚本禹等人。此時,它的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五個人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陳、康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組長。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後,中央文革小組停止活動。
江青江青

成立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由於當時國家、政治的性質,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幾乎相當於管理國家的全部事務。  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組長、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任顧問;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志堅(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張春橋(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姚文元(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力(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紅旗》雜誌副主編)、關鋒(《紅旗》雜誌編委)、戚本禹(《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尹達(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考古所副所長、歷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穆欣(《光明日報》總編)、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鄭季翹(東北局吉林省委文教書記)、楊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等。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台14號樓。
康生康生
"1966年12月初,江青決定改變辦公室的名稱,成立“辦事組”。辦事組由宋瓊、陳滿池、楊子才、張文榮、王廣宇五人負責,宋瓊、陳滿池分任正副組長。宋瓊、楊子才、張文榮是從《解放軍報》調來的,陳滿池本是記者站的副組長,他繼續留在花園村記者站,始終沒有到釣魚台辦事組就職。沒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軍報社的肖力,於1967年1月13日率領軍報造反派奪權。宋瓊及從軍報一同到辦事組的工作人員被江青打成解放軍報社“胡痴反黨小集團”。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1967年1月12日《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起草)聯合署名。“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張春橋張春橋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 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澤東以其秘書班子取代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的過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後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魯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駐地查勘,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郵資。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達北京的從山東省寄“北京文革小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組”的實寄封沒貼郵票——因為革命組織和紅衛兵郵寄文革信件的幾項郵資規定中有一條為:如寄件人有實際困難要求免費郵寄的,按部黨組電黨字第07號密電辦理,即可免費,但不必對外宣傳。

消亡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後五位成員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撤銷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而此前,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被判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或受到不公開的批判(陳伯達、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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